「環境」與「保育」近年成了一個潮流，政府發行綠色債券、商界大推ESG（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環保不再是少數環保團體的專利，市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也多了不少「綠色」選擇。這綠色的境象總是充滿矛盾，垃圾徵費因民間強烈反對聲音而暫緩、全面而有效的生產者責任制一直未見蹤影、政府繼續無止境地開發鄉郊濕地⋯⋯民間環境團體倡議處處碰壁，面對19年後的新形勢，香港環境運動還可以如何走？
講及香港環境運動，有研究過的人都推薦中大教育學院前副教授文思慧博士的《香港綠色難產》。此書主要關注香港的環境議題與綠色運動所面臨的挑戰與困境。書名中的「難產」暗示了香港在實現環境目標方面的困難，就是一開始就已經有所不足了。即使是1998年1月出版的書，抹去那些事例的年份，你還是會覺得她是在評論今日的香港環境議題。這本書很薄，不足200頁，但見解精僻，讓人覺得每句都是心聲，令人有相逢恨晚之感。這本書的開首就可以見出文思慧對環保境運動的意味深長，她寫道：
「謹以本書獻給： 環境運動路上的求索者 — 那些不是在工作日下午二時，搞搞到法國領事館反對核爆就滿足的；那些不詛咒群眾的；來自北方的及特別是來自南方的；森林的；城市工廠的車間的；海洋的和灼焦的土地上的；那些甚至不自稱綠運份子卻在生活的各種矛盾中發揮最大的善意與平等精神者。」 對文思慧而言，環境運動不只是帶環保袋就可以拯救地球，而強調了環境倫理和價值觀的重要性。她對環境運動的定義是帶有理想和對抗性的，更與不同社群息息相關。環境應被視為一 個 「 『問題領域』 ，要在社群中出現的不同層次的討論場合中， 被編織整合起來。」（頁128）
她不斷詰問：誰人掌控香港環境議題的議程？香港可以有一個打造反霸權議程的環保運動嗎？此書有幾候主線，由香港回歸前後的政治體制和環境管理策略、綠色團體的發展、企業倫理的先天缺撼、另類女性生態主義的啟示以及一些環保事件的發展探討香港環境運動的走向。此文不詳敍所有觀點，希望由重讀《香港綠色難產》開始追本溯源尋找香港環境運動的身世和重整其面貌，讓我們好好認識香港，探討香港環境運動的深層困境及其背後原因，看看還可不可以為未來帶來啟示。
香港環境議程：平衡發展與保育
《香港綠色難產》是結集文思慧在80、90年代關於香港環境運動及論述的評論，書中提到當年代香港面對的是高速發展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都源於香港回歸前後以發展為首的主流策略。
我們常說香港由漁村變成國際大都會，那標誌著香港成長城市面貌變化由1973年代新界發展新市鎮開始。當時沙田、荃灣及屯門三個新市鎮發展面積超過一萬公頃，規劃人口超過220萬人。隨著香港城市發展，限制環境污染的法律亦隨即出台，《廢物處置條例》、《水污染管制條例》及《噪音管制條例》均在80年代制訂，因為人口密集和工業發展令環境污染投訴在1990年代初期顯著增加。
當年的環境爭議可能都跟今日的問題大同小異，有不少爭議至今仍不斷輪迴，貨櫃場在新界蔓延、大量挖沙工程及傾倒污泥入海、要不要發展郊野公園作堆填區或哥爾夫球場等等。當年較轟動的環境運動是大亞灣核電廠事件，由於蘇聯切爾諾貝爾核電廠嚴重洩漏幅射，引起港人擔心當時開始興建的大亞灣核電站是否安全，由過百個團體組成的「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廠聯席會議成立」曾得到過百萬人聯署反對大亞灣核電廠，惟決策者為運動所不能撼動的利益團體，最終未能阻止其興建，告失敗收場。
在97前後，環境問題從來都不是管治階層或政客的重點。據文思慧在書中提及當時香港都是充斥著「進步」、「理性」、 「國家」、「民族」、「發展」、「競爭力」、 「專業化」等理想，經濟發展才是政權的交接順利的成績單。香港環境議題因而被規範，逐漸走入「中產階級份子另類個人生活品味」追求，由中產階級、專家學者和商界主導的路線而定調出的環境議程，以個人生活為基調，配合中國為香港定下的國家議程及形象。
書中對香港環境議程的分析如同預言：「 作為珠江三角洲經濟的急速發展區域中的最重要的轉口港，⾹港不應在計劃其未來（包括其環境⽅⾯的未來） 之時，只是着眼於其境內的承載能⼒及限制。例 如或許⾹港根本毋須保存⼀⽚屬於⾃⼰的綠⾊郊野，因為即使整個⾹港都變成⼀個⼤都會的型態，港⼈若往北⾏，仍是會有⼀個『花園』在那邊供他們享⽤。這個看法，其實正是將所有關連着本⼟環問題的⽣態及⽂化關注，都擱置⼀旁。再者，任何這類關注都將可能被視為與九七後的意識型態運動主題— —即『反本⼟主義』 — — 相⽭盾 。換句話說，由中國中央政府設下的國家建設議程來看，舉例說，⽶埔⾃然保護區的價值就會萎縮，雖然該保護區現時作 為南中國僅存的保護良好的供當地⿃類及遠來候烏棲身的濕地，是有極關鍵的生態重要性的」（頁130) 這幾年政府大力推北部都會區和南生圍的濕地發展也就是配合著國家的發展議程，如同文思慧的預言，香港環境環境議題融入大灣區發展已經實現。過去幾十年來，政府、環境團體及公眾就在這個大背景之下發展出香港一套「平衡發展與保育」的環境運動，討論貧乏而目標單一。
官僚環境決策：指令與控制
文思慧批評香港政府未能為環境策略提供明確目標或將環境意識深入各行各業的藍圖。在1989年，香港政府始發表第一份關於環境政策的文件 〉——《白皮書：對抗污染莫遲疑》及後發表《⾹港環保：齊創綠⾊新環境》作出檢討。白皮書當中提到因為政府過去忽視環境問題而令香港環境狀況不理想，並提出環境保護目標。然而政府官僚採取的是以「指令與控制」策略為主導，以推行立法去管制污染，她批評此策略有兩個主要弊病：（一）缺乏具成效的環保法例（二）當環保例通過後，往往為時己晚。 環保法例不具成效是因為執法不力，不願與當權派對抗，未能解決根本的問題。「指令與控制」策略排斥了公眾的有效參與，環境保護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主要由政府和專家主導，缺乏真正的民主參與機制。「政府⼀⽅⾯要求市民⼤眾履⾏環保義務，但在另⼀⽅⾯，卻從不告訴市民他們的環境權利（尤其是監督權利），使市民無從監察政府，確保政府盡其責任，保護環境。」（頁8）文又批評立法局內工商比例過高、以行政為主導決策過程、不受公眾監察令政策制定者容易被「莊家們」所操縱，條例例成為「部門與部門之間政治角力的產品」，淪為各派努力的棋子。政府各部門受到不同特殊利益組織的影響，亦令情況變得複雜 如以「污者自付原則」的排污費、收取傾倒建築廢料之費⽤均曾觸礁。法律界對環境的知識和價值觀有限，對於違規罰款判決往往過輕。儘管當年已有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但這些評估缺乏透明度，且內容被認為不實，而評估過程沒有充分諮詢公眾意見，未能有效反映真實的環境影響和公眾的擔憂。
政策和條例的推出滯後也源於這種「指令與控制」的由上而下的策略。她指出：「政府往往先與那些特殊利益團體進⾏商談，然後作出⾃上⽽下的控制措施，⽽這中間往往不能考慮到在公眾論壇中構思和商議出的⽬標和各⽅⾯的需要。單單使⽤ 『 指令與控制』的進路去保護環境，及由之⽽引發出失敗的經驗，實可說是意料中事。」（頁131）這種諮詢由一小撮「專家」主導，而不是由民主過程產生，導致公眾對環境決策的知情權和參與權受到限制，排除了社會大眾對環境議題的影響力，及環保倡議未能及時產生足夠的政治壓力。由策略制定環境政策時，較少考慮社會、經濟和政治層面的複雜性，這種高舉科學而輕視社會科學的態度導致政策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近年的垃圾徵費需要延後就相對能突出此問題，政府始料不及群眾反抗對此等發展及政策，而支持徵費的團隊亦未能說服群眾。 環保團體專業化：沒有人的群眾運動 環保團體在香港公民社會運動及推動環境議題的角色亦十分尷尬。在書中，由文思慧與周兆𣈱的筆戰可以見出她對環保團體及專家的主要質疑。她認為環保團體被政府「收編」，缺乏獨立性，令環保運動難以成為推動變革的獨立力量，影響力受限制。她堅持綠色團體需肩負一重要責任—— 保存獨立性、強化社群參與制訂環境議程。
在「香港環境與跨九七的殖民挑戰」一章，文思慧詳述了環保團體銳意建立專業化的形象如何與群眾保持距離，令團體變得脆弱。香港政府早年延攬環團的專家入各委員會，工商界資助團體各項活動，文提醒這些資助亦附帶控制，令環團只忙於公眾教育及推進健康⽣活⽅式而沒有餘力監察政府或深化社群的環境責任實踐。書中舉出例子如環境團體的教育工作未有提及填海如何影響以海為生的漁民，或邀請他們參與活動，讓大眾可以正視核心問題所在或「增強個體充權」。她又探問當我們成功做到了「環境保護由我做起」，面對國跨國企業、本地社會經濟霸權那又有誰來跟進呢後續工作呢？在我們不斷推廣回收時又有誰去了解這些回收物的去向，在沒有循環再造的市場，沒有工業的香港是不是真的可以重用呢？高舉「中立價值」成為不敢怒又不敢言的專業團體或專家，與公眾的距離拉開就變得脆弱，若只會做嘉年華式的教育推廣就容易被社區組織和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取代。文提到的「收編」和資助情況持續多年，直至近年有些較為輕散的組織會游走於不同運動，卻又面對不被政府諮詢或資金問題。
另一個環保團體無法有效推進環保議程的原因為環保團體過度側重「個人修為」，環境論述之間缺乏足夠的倫理力量，未能提出反壟斷、反壓逼的綠色議程以帶動真正的變革，也令身陷環境保護中權益受損的人更無助。團體以「個人修為」為主調，淡化市民共同參與環境決策的方向，彷彿市民跟隨團體勸喻少用膠或食素就完成了個人責任。在倡議工作之中，團體亦會將群眾、工商、環保團體分割開來游說，未有提到公眾有角色影片既有利益集團和政治決策者，反思及討論現有環境議程的重要。在豬農一事上，大眾只集中標簽豬農污染環境 ，令其⾏業被污名化，沒有探討更清潔的處理豬糞技術，或關心香港需要多元化的肉類供應抵抗其他環境問題。 「如果缺乏互相尊重和理解，環境問題便無法真正在社群層面展開討論。她認為沒有在社群作出商議就令公義更難實現，她重申「環境覺醒不應該等同向社會最易受到傷害的階層進⾏諸般指責︔事實上，我們應更關注到這個深受環境惡化打擊的階層的苦困」（頁164）同樣的矛盾可見於不少基層勞動者或行業之中，當環保倡議只是中產個人修為就會變得曲高和寡，不能持久。 文思慧為香港綠色團體在環保政策制訂過程提出具體的的建議（頁10）：
「1. 在檢討習期和中期環境目標，以及確保各個目標互相銜接方面，與政府及社會各界保持聯繫；
2. 提供專業意見，廣為宣傳有別於政府的環境策略或政策，使市民能作出更明智的選擇；
3. 監察政府或其他團體的行動與表現，檢舉任何有違環保條例或偏離既定政策及策略的行動，並即時作出補救；及
4. 提高市民對環境權利的覺識，並提醒市民注意履行本身的環境責任。」
從她提出的建議可以見出她對環境運動的想著是可以提供另類選擇、群眾充權和反對霸權的運動。環團的角色是可以更全面地游走在不同持份者和目標之間，確保每人都可以認識及維護自己的環境權利，爭取自己一同製訂環境議程的空間以抗衡利益集團，並與其他公民權益運動和應。
缺乏價值的環境教育 不確定的企業抉擇
《香港綠色難產》一書亦點出了發展環境運動不可以將環境問題只停留表層的「理性—認知」層面，需要透過充權的環境教育和具倫理力量的環境論述。她亦批判 在「環境教育批判 — 香港個案」一章，文思慧開首即指「環境教育賦予⼈⼒量，令他們的選擇能⼒得以發展和加強」（頁69），然後在香港則難以找到引入深層的倫理反思和價值判斷的環境教育。她批評香港的環境教育是「爭取文化支配權下的外顯現象」（頁79），同一個議題，環保團體在教育或倡議上可能會使用不同語言，且教學內容通常缺乏批判性。她援引《學校環境指引》的「在環境中學習」和「為環保而學習」概念，認為環境教育不只是知識傳遞，亦應培訓學生對於接觸環境的經驗以及對環境問題的批判性思考和參與意識：「環境教育亦包括在課程和活動設計上充分照顧到參與社區的真實場景這個環節，因為那場景就是環境的⼀個不可分割的部分（在環境中學習 ）︔此外，參與環境決策的過程亦應是課程的⼀部分，因為那樣⼀來，學員對投身於環境關注就有親身的感受，冷漠之情乃可消除（為環境⽽學習）。」（頁71）當環境教育強調的不是代價而是價值才可能學解決利益衝突和尊重每一個人，防止對環境保護的追求變成對他人的剝削，達致「要有真正的抉擇，就要有足夠的保障，以容許生活方式多元化」（頁73）。
在文中，她引用尼泊爾因為遊客太多破壞了喜⾺拉雅山⼀帶⽣態的例子說明環境教育要處理的課題。在當地有一個旅遊業可以帶來收益的「神話」，可以裨益環境。事實上，登山遊客花時三美元就只有兩毛是用在鄉村經濟之中，其餘都用在從大城市或跨國來的進口貨物。在此，教育活動要討論的就是「發展」的方向如何可以考慮到生態關懷和平等（包括所有種族、性別等），重新思考登山旅行需要的舒適和設施。無論旅遊、交通規劃或回收再造等行業發展的政策都需要環境教育，討論如何防止以發展或環保之名剝削他人，培養公民的環境倫理意識。 企業集團在環境倫理抉擇上都充滿不確定性，既涉及公眾權益又牽涉到企業目標。在未有ESG的年代，在商界講環境倫理就不知從何說起。即使企業樂意提透過資助環境教育活動建立自身形象，但要打破固有破壞環境利益集團的想法必要讓倫理抉擇有一機會，令以利益為本的企業願意有可以開宗明義是為了不賺錢的可能的。就此，民間社會需要一個對抗一元化和主流價值，以市場「無形之手」的力量推動社會性反省。例如我們需要𨤳清到底我們推環保產品是為了永續消費主義還是出自對大自然的關懷與尊重，當主流意識形態多元化就起了關鍵作用，成為制約綠色企業的權力。「離開反霸權的主題⽽談環境倫理抉擇，乃是⾃相⽭盾之辭。企業的「關注環保」做法，若未能提升社會不同階層的反霸權的能⼒，甚至強化了企業⾃⼰在界 定⼈們⽣活⽅式上的壟斷權， 都說不上是踐⾏環倫境理。」（頁104）觀乎香港的市場與統治機構的關係，文思慧明言以環境倫理作推動的反霸權運動難以在香港立足。
難產，那香港環境運動到底是生是死，還是殘廢？ 從80、90年代的「難產」到今日，民間運動都經歷了高潮與失落，過去30年，香港的環境運動真的沒有寸進嗎？2003年七一民主大遊行、2007年保衛天星皇后的運動、2009年反高鐵保衛菜園村、接續的反對新界東北發展運動、2014年佔領中環出現了回收站、2018年萬人反對明日大嶼人工島和2019年環保團體參與罷工⋯⋯這些運動都開啟和見證了香港也有反地產霸權，重新思考城鄉規劃的可能。關注和倡議環境議題的團體亦不只幾間，加上社交媒受的助力，確實與社群拉近不少距離。
然而，文思慧對環境倫理、民主參與及團體獨立性的追問依然在當下迴盪。今日環境問題依舊嚴峻，面對新田和南生圍濕地失守、垃圾徵費遙遙無期、維港填海拆牆鬆綁和「生態旅遊」來勢洶洶，香港的環境運動究竟是生是死，還是殘廢？環保組織現有的運作模式，能否有效應對未來的環境挑戰？在今日公共空間愈收愈窄的情況下，我們又如何可以和公眾一起制訂一個反霸權的新環境議程？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未來一系列專題文章將會持續探討香港環境運動和議題的不同面向。
